王亚南
(1901.10.14—1969.11.13)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教育家，
新中国成立后厦门大学的首任校长。
关于王亚南先生
在正文开始前，先聊聊这本书的作者——王亚南先生。
王亚南（1901—1969），湖北黄冈人。他是新中国成立后厦门大学的第一任校长，也是一位把一生都奉献给中国经济学和教育事业的学者。在老一辈学术界，大家常把他和马寅初先生并称为“北马南王”。
我们现在熟知的全本《资本论》，最早的中文全译本就是王亚南和郭大力两位先生一起翻译出来的。在当时的年代，他们花了十年时间才完成这个大工程。
王亚南先生治学有一个很鲜明的特点，就是一定要解决中国自己的实际问题。他的两本代表作《中国经济学原论》和《中国官僚政治研究》，都是用白话去剖析中国的社会和历史。他一生写书、教书，在厦门大学当了19年校长，培养了大批经济学栋梁，并深刻影响了包括陈景润等一批学者。他一生心怀家国、治学严谨，直到生命的最后都在没有放弃学习、思考。
这次我们从《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王亚南卷》中，选取了一篇文章分享给大家。让我们一起感受先生的真诚和远见吧。
文章分享——如何发挥自学的精神（1946）
这封信是早经草成的｡“算了,不必再讲了”的心绪,叫我不要把它发表,但“事虽过而情却未能遂了”的心绪,却又不时敦促我给它发表｡今天因为同时收到几封从石牌来的信,情不自禁,所以,就半是兴奋,半是内疚的把它寄给《每日论坛》的编者先生,请他为我公开出来,我希望这在同学们做人与做学问上,能有一点好影响｡
1946年11月5日于厦门大学海畔“野马轩”
全体同学们:
我要去了，在几点钟之内，我就要远走高飞了，临着这夜未央的时际，总觉得这样忽然别去，好像有许多话需要对你们全体说，而不仅是对那些已经见到了我，已经陆续同我叙谈，殷切盼望我留下的一部分同学说｡
我已无须再分说我为什么要离开中大的理由了，那完全是基于我对厦大方面的责任感的问题。而在我自己，并还希望今后不再到中大。因为，我认为老是久待在一个地方，就我个人学习方面讲,就社会文化交流传播讲,都是不必要的。
但我在中大，前后快七年了，如我在《中国经济原论》那部书的序言中所讲的，中大，特别是中大同学同事所给予我研究上的益助,我是再也不会忘却的。我到中大以前，虽然也出版了一些有关经济学方面的东西，但用我自己的思想，自己的文句，自己的写作方法，建立起我自己的经济理论体系，并依据这个体系，把它伸展延拓到一切社会科学的领域，特别是展拓到社会史领域——这个企图和尝试不论达到度，却显然是到了中大以后开始的，而我自己分明记得，是在发表《政治经济学在中国》那篇文章开始的，因此，我念念不忘中大和中大经济系，在我自己一方面，并非因为我在那里留下了什么，而纯是因为我从那里获得了一些我前此不曾获得的东西。
中大和中大经济学系为什么能这样“造就”我，我自己一时也不易把它的全部原因指数出来。不错，战争是一个骇人深省的有力因素，战时的许多社会现象，会帮助我们认识那些隐伏在表象后面的有关社会本质的东西。但假使我留在其他地方，或者留在其他大学，恐怕会是另一结果吧！这使我联想到大家动辄自夸的“中大传统”。但“中大传统”究是怎样一种“精神的东西”呢？是怎样一种起着“升华作用”的“烟士披里淳”①呢?你们以及其他的人，往往把这解作是“自由研究”。中大在研究上所获得的自由，并不比其他大学多，甚至可以说，在许多方面,比其他若干大学还少；我认为，假使说中大有一种使它与其他大学相区别的特征的地方，那与其说是“自由研究”，毋宁说是“自己研究”、“自己学习”。这种特征的存在，在许多原因之中，我得把中大由中山先生所创造、并为纪念中山先生而继续予以发展的事实指明出来。“向世界迎头赶上去,把民族从根救出来”的中山先生的伟大抱负，不知不觉会使学习在这种学校的青年学生，油然而富有“时代感”与“现实感”。而学校所提供他们的学习条件，实在说来有许多是大不满足他们的需求了。结果，他们中间那些不肯过于落在时代后面，同时不肯过于对现实采取旁观态度的人，就设法自己学习，自己去找门路，自己不吃不喝地积钱购买书籍，自己把勤奋钻研的结果，去同现实发生联系，自己从现实体验中，使所学的得到证验和充实。这样的人，在一百人中有三、五个，在一千人中有三十、五十个，就很容易造成一种领导的风气，使得生活在这种环境下的学者及教者，要么就是自甘落后，满不在乎的去享受“不研究”的自由，否则，他就得经常把自己放在进步状态中，去同其他“自己学习”者竞赛，并准备去接受“自己学习”者的质疑与论难。这样的自己学习或自己研究，显然会自己表现出一种自由研究的外观，而在实际上，自己研究比较从讲堂上被动的“习得”，是更需要自由的。而且，也只有肯认真自己学习的人，才能体验到“自由”的可贵。
像这样的自学或自己研究,显然并非不需要指导者。反之，指导者的责任和负担，是更加艰巨的。我自负起中大经济学系的指导责任以后，我就痛感到，把一本美国或英国大学的经济学教本，在课堂中敷衍一下，无疑是非常轻快的偷懒方法，但无奈那一类刻板的常识性的书籍是专为它们自己社会需要而写出的书籍。含糊笼统的，“以其昏昏,使人昭昭”的，叫那些被动性强的同学勉强学着应付考试，固然是轻而易举，但要用此对付那些认真学习，要求使学理同现实联系来理解的同学，那就太嫌不足了。所以，在解答继续不断的质疑问难过程中，我前后刊行了《经济科学论丛》，《中国经济论丛》，及《中国经济原论》几部书。就连中途暂时离开而在去年度印行的《社会科学论纲》，其中的许多命题，也还是在中大教读当中，为大家所分别提起，因而引起我进一步研究的结果。我现在无须冒言这几部书在今后中国经济学界的影响，但至少，在我个人方面,是借此确立了我今后继续学习研究的基础。
上面的说明，就表示我所负于中大及中大经济学系者，是如何的多且大了。
现在,我要向你们“临别赠言”的，只有一句话,就是希望你们发挥自己学习的精神，自己去找门径，自己去探索，也许有时觉得太迂回了，有时觉得太苦了，但这却最靠得住。真正的大学教育，并不是要大家到学校里来，张着口，让老师像“填鸭”般的灌进一些在他认为“营养”的东西。而是要大家在就学期间，利用学校的人的、物的环境，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自己去寻觅“食物”，自己去消化。自己找来的东西，自己消化了的东西，往往是最有益于自己身体的。
可是，要怎样才能发挥自学的精神呢？那却非一言两语所能尽，我此刻在仓促中能想到的，约有以次几点，写出来供大家参考:
第一，自学应随时不要忽视了共学的重要性。独自一个人学习，易使人流于孤僻，流于孤陋。一个人在自学过程中，不但自学的物质条件(如购买书籍等)，需要不时补充，就是长期支持自习的毅力，也得不断有人从旁“打气”。相与切磋,相与共患难，特别是相与共书籍这种财产的朋友，十个八个也好，三五个也好，甚至一个也好，那是自己学习所最不可少的。但这样的朋友，这样的同学的发现和获得，是要自己在努力学习进程中，才有可能，而且也定要自己已在那种进程中，才能感知其必要。
第二，自己学习与自由研究是有关联的。但自由的研究空气，虽则是自己学习的一个非常要的条件，可是所谓“自由”，并不单是指着从外面“给予”的那一面,还有从自身“创发”的那另一面。学校即使做到了学习第一，完全由“科学之神”所主宰，但我们自己如过于狭隘，自己已先陷于象牙之塔中，不肯给予相反意见、相反理论以充分考虑的余地，那样，即使完全取得了政治性的自由，也难免要丧失学术性的自由。坚定个人的研究立场，和给人以充分表达意见机会，或尊人家意见，也不是不可并行的两件事。反之，任何光辉而正确的学说，只有在诸多相反学说并存中才显现出来，也只有通过诸多相反学说的论难、质疑，甚至攻击，才能使它从每一视、每一角度，都阐发出真理的光芒来。在研究的论坛与讲坛上“从反对者获取自由，予反对者以自由”这是我个人以往提倡过的。在自学、在自己研究还不够自由的今日，我认为，开明的研究态度与坚定的研究立场，有同等的重要｡
第三，自学在学习的当中，每个人迟早总可发现他自己认为有效的研究方法。而在我，依据二、三十年的自学经验，觉得知识累积不够，修养不够的人，读理论的书也好，读历史的书也好，如其尽可能的设法采行比较法，例如在经济学上，读到某家价值理论，同时把一切其他各家价值理论拿来参阅，最后如发现一切价值理论中，只有劳动价值理论最合理，最能科学地说明了一切有关现象；然后进一步把各家的劳动价值理论再拿来比较。又例如在经济史上，读到英国产业组织或农业现代化历程，同时把其他国家的同类经济史实，拿来较其特质，分辨其致此的原因。再进一步，看其他各经济史家有关此种原因的不同说明。照此研究下去，虽然在一般的表象论者，很有流于形式主义的危险，但我们如果对于社会科学基本法则和方法论,有了相当认识，则这种研究方法的采取，就最能展拓我们的视野，增进我们的学力。
第四，我前面已讲到中大同学的自学精神的引起，主要是由于我们这个大学的历史所赋予大家的现实感和时代感。但我们在自学过程中，也可能因个人的及其他学校生活的种种原因，使自己的研究，慢慢倾向与时代和现实脱节的路上去。就我们学经济科学的人说，注重理论的研究，固然怕发生这种毛病，就是从事技术性的研究，也怕发生这种毛病，或者尤怕发生这种毛病。试想，在经济学系学习会计、统计、赋税一类学科，如再也像一般商业速成所的学生一样，只是懂得它们的技术面，而不懂得它们致用的社会面，那就用不着在大学来学习这类学科，我们今日的会计制度、赋税制度以及专卖制度等等，都是学习注重技术，忽略了社会条件的结果。
至若从事理论研究者，更易犯那种与现实脱节的毛病，那是一般人所知道的。我个人，研究经济理论，我就随时警惕着，怕我自己的研究带有讲坛式的、书院式的倾向。例如，最近上海论坛上，有位作者评述拙著《社会科学论纲》，他指出全书贯彻有三个基本重点，即“实践的，批判的，中国的”。我读到他的评论，感到非常兴奋，并不是因为他讲了许多恭维我的话，而是因为我由是得知我们的研究尚未太脱离现实，而且这三点，也确是我的全部经济理论，企图实现的目标。我是乐于以这种事实来勉励大家的。
最后盼望你们当作我还在学校里一样，有什么问题和疑难,随时写信告知我。因为我不但有这种道义上的义务，并且还从内心有这种要求！质疑和论难，并不仅在你们学习上是必要的，在我的学习上也是必要的。当作一个永远的学习者，我始终在精神上同大家聚在一块。
愿大家向着学习的光明前途迈进！
（原载《每日论坛》1946年11月）
*编者按：原标题是《留给中大经济学系同学一封公开信》
①编者按：是英文inspiration的音译，有“灵感”或“鼓励”之意。
随笔
王亚南先生出生在清末（1901年），童年是在私塾里摇晃着脑袋读四书五经度过的；青年时期赶上了五四运动，接触到西学；中年时在抗战的烽火中颠沛流离，在中山大学最艰苦的环境下，完成了《中国经济原论》；到了晚年，他又在厦大经历了一段极其特殊的岁月，甚至被关进“牛棚”，在极度压抑的逆境中依然坚持自己的理想。他不仅反复研读身边仅存的《自然辩证法》，还在后来通过对照中法文版《毛主席语录》自学法语，展现了在绝境中依然不放弃学习的顽强精神。
先生还有一个堪比“凿壁偷光”，“悬梁刺股”的故事：王亚南小时候酷爱读书，为了不让自己睡得太死，特意把自己睡的木板床的一条脚锯短半尺，成为三脚床。每天读到深夜，疲劳时上床去睡一觉后迷糊中一翻身，床一下倾斜过去，惊醒过来，就立刻下床，伏案夜读。
我想，一个人到底对学术、对真理怀有多大的渴望，才能把自己的肉体和精力逼到那种地步？
王亚南先生在信里说，那时候中大同学要“自己不吃不喝地积钱购买书籍”。他自己年轻时为了翻译《资本论》，在极度贫困中和郭大力先生一起到处搜集外文原著。
今天，高考刚刚过去，多少人通过一场考试走向更远的地方，当下我们手里握着的，已经是AI，互联网图书馆和随时可以检索全球文献的数据库。只要我愿意去寻找，王亚南先生当年翻译的，撰写的所有著作，几秒钟就能呈现在屏幕上。信息太多，现在根本不怕找不到，而是根本看不过来。AI还可以帮我生成一本书的摘要，提炼出核心观点，把饭喂到我的嘴边。
但这真的是“自学”吗？
先生说：“真正的大学教育，是要大家自己去寻觅‘食物’，自己去消化。”今天已经具备充足的硬件条件，但感觉“自己去消化”的能力却在逐渐退化。我承认，自己已经习惯看结论，不愿意去体验推导结论时的那个痛苦的过程。
先生当年睡三脚床、睡牛棚，是在与人本身的惰性和恶劣的外部环境作斗争。他一生在不同的社会环境下，从私塾到现代大学，再到特殊的时期，好像从来没有一个多么适合做学问的“温床”。而先生的自学精神，不管在哪一个阶段都能迸发。
先生在信里提过一个很高的学术境界：“从反对者获取自由，予反对者以自由。”他认为真理在相反学说的讨论和质疑中才能显现。我们现在已经拥有充足的硬件，获取知识的外部环境几乎没有什么阻碍了，但内部的阻碍却层层叠加。硬件让自学的成本变低了，人们也慢慢缺失走出舒适圈的勇气，更何况去面对那些“相反的意见”。
一年一度的高考又结束，又有一批人要开始踏入新的征程，无论是进入高校深造还是步入社会大学锻炼，这个终身学习的时代，自学都是非常重要的，自学早就不是阶段性的任务，而是一个人必须坚持的，并坚持一生的常态。
先生的文字，让我强烈地感觉到他那种搞研究的快乐。他说他在解答学生质疑的过程中，刊印了《经济科学论丛》《中国经济原论》，他说他读到别人评价他的书实现了“实践的、批判的、中国的”目标时，感到“非常兴奋”。那种兴奋，不是因为赚了多少钱或获得了多少名利，而是因为他确信自己的研究和这个国家、这个社会产生了“碰撞”。
我现在坐在这里，面对着屏幕中无所不知的AI，心中向往的，是王亚南先生那种对学术真理近乎原始的、不带功利心的态度。在现在的硬件条件下，自学的门槛看似降低了，但要成为一个“真正的、永远的学习者”，其实门槛变高了。它不需要我们不吃不喝地攒钱买书，它需要的是我们在面对海量便利的工具时和层出不穷的诱惑时，依然能耐得住寂寞，愿意选择那条“最靠得住”的独立思考之路。
原文出处：《如何发挥自学的精神（1960）》，中国近代思想家⽂库.王亚南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1